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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贤君感受到最大的变化就是，现在晚上自觉上自习的学生多了，请假的少了，学生更好管理了。而众多家长对学校的做法表示支持。“耍不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来，让孩子们懂得大学不好混，免得天天打游戏、追韩剧、睡懒觉。如果真的成了昏睡的大学生，以后的路咋走？”一位学生家长说。

菲菲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为逃避国内警方抓捕，不少网赌组织迁往菲律宾马尼拉，但从事的仍然是在网上吸引中国赌客的买卖。2018年7月，新京报记者曾卧底进入菲律宾马尼拉市一家“专坑国人”的网络博彩公司，该公司背后是当地博彩巨头索莱尔东方集团。“那次事件后，不少博彩公司严格到手机跟包都不可以带进办公室。但是由于马尼拉本地博彩从业者众多，迁往马尼拉依然是国内网赌集团较好的选择，只是这些博彩组织者是中国人，坑的也是中国人，很可怕。”菲菲表示。

王路告诉记者，实际上，这些年旅游业对海南当地是没什么太大的经济贡献。“真正的旅游大省，旅游收入必须是一日游的占比足够高。但海南以前是观光型旅游，游客一定通过旅行社报名，那么报名就带来两个问题，第一，旅客是属于省外旅行社的客源，第二，旅客的钱交给省外旅行社，海南本地的地接社只能收到人头费。”王路说，所以，海南的产业结构型问题很严重。

责任编辑：吴金明中美根本不可能“科技脱钩”本报赴日本特派记者　邢晓婧在很多人眼中，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如同30多年前的一幕重演——当时由于日本在传统贸易及高新技术发展上让美国感受到威胁，后者展开全方位打压，将日本推入“失去的20年”深渊。不同的是，中美摩擦比日美摩擦要复杂，面对打压，中国的应对也有别于日本。但日本的经历是否可以对中国有所启发？日本业内人士如何看待美国推动对华科技限制？在新的形势下，日本企业发展与中国市场是什么关系？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就此专访了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（如图）。丸川知雄曾任日本亚洲政经学会理事长、中国经济经营学会会长，是知名的“中国通”。

分手应该体面，才不辜负那些年。歌儿是这么唱的，但现实未必能尽如人意。近日，伊利与其创始人就有惨烈一役。十年“离婚”“我们真的不想伤害任何人，不想得罪任何人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忍辱负重，埋头于生产经营，但常年屡遭郑俊怀及其保护伞的破坏，14年来无法伸张正义，实在是心力交瘁，苦不堪言，被逼无奈之下，向社会公布真相……”

再加上近日成立“国际政经战情室”，柯市长的格局已然不止是市长。“无党一身轻”除柯文哲外，目前不论是党内有“好几个太阳”的中国国民党，还是刚刚经历人事动荡的民进党，他们都没有敲定最终参选人。在这方面，无党籍的柯文哲是无党一身轻，既不用准备党内初选，也无需担心被临阵换帅，他唯一的烦恼就是物色位能与自己优势互补的副手。事实上，从柯文哲到韩国瑜，他们的异军突起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台湾政党政治危机。过去，台湾选举讲究“桩脚”“拜票”，政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至关重要。而今，随着“网络世代”的崛起及民众对传统蓝绿政治的反感，具有个人魅力、反传统的政治人物有机会跳过政党，直接获得基层民众的支持。